创作江南体育前要像空杯子先把自己倒干净｜HiShorts!×腾讯新闻

　　江南体育和现场观众一起进行了一场以《纪录片创作是“消费”还是“关怀”普通人》为主题的交流。

　　同是创作者，几位分享的嘉宾却有着不一样的从业背景：季业，《和陌生人说话》主创，腾讯新闻资深制片人、监制；王久良，独立纪录片导演，导演了《塑料王国》《垃圾围城》等聚焦环保题材的独立纪录片；王海龙，制作人，创作了大家熟知的美食纪录片《人生一串》系列；陆晖，资深媒体人，从事多年调查报道和新闻类视频工作。

　　同一主题，同一问题，四位大咖给出了丰富的回答，期待这些碰撞能让大家有些许收获。

　　有一些纪录片的主角是边缘人，请问各位老师，在观看片子时有没有一个标准或者维度，去衡量片子是保护还是消费了被拍摄者，或者说如何辨别纪录片中消费普通人的隐忧？

　　我觉得有一个原则，就是保证拍摄对象的知情和愿意。他要对你的身份、对你做的影片、对你影片可能产生的种种后果知情，创作者需要告知拍摄对象们，这是我们的义务。

　　我们做新闻江南体育，制作的过程其实都是在寻找一种“陌生人的慈悲”，我们找的对象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人，陌生人愿意向你倾诉是他们的“慈悲”，而我本人是反感消费的，我们与受访者之间其实是一种合议关系，你情我愿，你愿意说我们愿意发表仅此而已。

　　我觉得，第一，采访一定是要经过被摄对象了解与同意的；第二，很多采访某种程度上是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的，对公共利益是有帮助的。现在网络评论对媒体是很不友好的，骂记者吃人血馒头，我们对此不认可，因为在我们多年的经验中，重大事故发生后，我们去面对家属时，他们有的人是麻木的，但人与人是不同的江南体育，有的人还是会主动来和记者沟通与倾诉的。

　　我觉得“消费”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时代特色，它非常的“义正言辞”，但其实细究起来，又是语焉不详的。现在有的受众，只要看到不喜欢的、不舒服的报道，就会说你是在消费，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现在的受众对于消费这个词到底怎么定义的？

　　我觉得首先肯定是要明确拍摄关系，要确保双方都愿意去接受这样的拍摄。当然我会考虑到另一个角度，就是观众怎样去看待创作者。

　　我先来说一下个人的感受，如今媒体的形态有很多，像是新闻深度报道、新闻专题片以及纪录片，它们其实都有着各自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我觉得一个相对成熟的大众群体应该对一些不同的节目会有正确的看待。我觉得有时候会产生错位的认识，这就需要社会去进行更广泛的普及。

　　通过老师们的对谈，我觉得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要让拍摄对象知情与了解是拍摄的前提，那么我的另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哪些行为？或者说影像中的段落，会给人“消费”的感觉？

　　譬如在《人生一串》实际拍摄过程中有几个问题，我们的创作初衷自然是希望拍摄对象好的一面呈现出来，但也拍到了很多不好的方面，会有一些对观众并不正向的内容，而且还会有特殊的人物关系。所以我认为在创作中有两条红线不能越过，第一根红线是潜在的法律风险，这一点每个人都能理解，第二根红线则是对播出环境与受众群体的考虑，我们需要去考虑观众是在什么角度建立起来的认知，以及双方会达成多大程度的共识。

　　我们需要明确纪录片或者人物访谈让观众记住的是人还是观点，好的纪录片应该是围绕人物本身的，观众会理解和了解这个人物，这并不是说观众被人物打动到，而是跟人物达到了某种共通和共情。观众如果记住了这个人物，这个人物本身就会对观众产生影响，纪录片的传播目的就达到了。

　　我们纪录片作者往往面对的都是普通百姓，对于个体，我们要从人性的角度尽量的去宽容和理解在那个处境里的拍摄对象，他在道德上可能不是完美的，他的人生选择也不都是理性的。但是如果我们和他们在同样的处境当中，是不是能做的比他们更好，我觉得不见得。所以在整个报道过程中，我们要善于调整。用更悲悯的角度来体现想要体现的，而不是对个体的百般挑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评判。

　　如果你能够明显的看出一种居高临下的对个体的蔑视与倾轧，那么这种报道或纪录便是扭曲的。

　　刚才老师们一直会在强调知情与愿意。那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在一些情况下，即便是知情同意，我们依然要做判断，因为受访对象是个普通百姓，而我们媒体机构包括纪录片团队，我们是掌握了专业知识和专业工具的，我们的权力是不对等的。并不是说你只需知情同意就可以了，我觉得各位一定要记住，我们是强势，他们是弱势，在这个强势和弱势的关系当中，强势是要替弱势考虑更多东西的。比如说他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不了解纪录片，也不了解网络环境，即便他知情了，他也同意了，但是他依然可能会说出很多对自己不利的话。这些对他不利的东西，我们是不能使用的。

　　作为专业人，在思想江南体育、语言层面我们是强势者，拍摄对象是弱势者，他们有可能无意识地说出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但是这部分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而当我们审片的时候，需要更好地预判到这些内容，不要给受访者带去网络暴力的困扰。

　　我觉得作为媒体人，我们要更多地为弱势受访者考虑。我在《新京报》时，就有一条行规——对于普通人不能采用和暗访的方式拍摄。

　　怎么能让这个受访者在处于聚光灯下的同时，让他们成为纪录片的目的，而非服务于我们片子本身的工具。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怎么去贯彻执行这一点？

　　有的从业者在构思片子之前，会先建构一个主题或倾向，这样就很容易把所有素材，包括一些被采访者的经历向某个价值观引导。我认为作者在创作之前要像空杯子一样先把自己倒干净，消除自己的成见以及个人执念，要作为一个崭新的人去深入人物的处境去进行了解，这样拍出的作品，观众就会很容易理解人物做出的选择。

　　我们要和采访对象交朋友，敞开心与受访者交谈，但要注意不要成为“挚友”，因为我们要保持职业化的距离，以免偏离了采访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江南体育。

　　我很赞同“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我觉得创作者需要注意“关注”与“关照”，关注，是看见这个人的社会价值；关照，这是对拍摄对象人格的关照。目的是通过这个人看见这个群体，以及他们背后的社会问题。

　　无论纪录片还是深度人物报道，作为一个学科，它最底层的哲学就包括人文主义这一因素。我相信很多从业者都会把拍摄对象或采访对象当做一种工具，但其实这件事的根本逻辑是：一旦采访对象和拍摄对象变成了工具之后，你会发现你的作品是缺乏灵魂的，或者这个作品的价值是缺乏灵魂的，这是在漫长的过程中被锤炼出的一个道理。当然我们的具体解决办法就是要把对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要跟他们建立活生生的关系，就像今天跟大家聊天这样朴素且简单。

　　我觉得选题这块因创作者不同而不同，我只能说我自己，这些多年来我一直有在关注环境、生态、自然的命题，我会对这些议题比较敏感，譬如之前拍摄的垃圾议题，在互联网拍摄的海洋议题，包括我们正在关注的全球性议题，所以我觉得没有特别值得分享的，我只能说我就是我，你就是你。

　　我觉得只要有值得记录的事情和人物，那么就去记录。过去我们只能用纸和笔记录，但是现在工具多了，我们可以用镜头来记录这些，我觉得放在几十年后，影像都能让未来的人来了解，哦，原来当时的人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做选题的标准大概就三条，一个是戏剧性，大概就是指人物经历要跌宕起伏，不能很平淡；相关性就是要思考跟普遍受众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有些人物的经历非常的跌宕起伏，但是由于过于离奇，跟大家的相关性比较差，这种我们也会pass掉；还有话题性，就是指人物的经历、故事或者说选择，能不能触发目前社会上的普遍痛点，或者说普遍关切，亦或者是普遍争议。

　　我的大标准是公共性，需要有公共价值；其次是独特性，一定要与众不同；第三就是戏剧性，要能够讲出一个好故事。除此之外，就要可执行性，在我们的创作过程中，其实有些话题确实无法落地操作。

　　说到消费这个词，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当下社交平台中的运营压力越来越大，那么我们在创作中，某些片子的角度会被群众质疑，让他们会觉得有消费的嫌疑？各位老师有没有什么规避的方法？

　　作为创作者来说江南体育，带着关爱之心做出合格的作品就好，每个观众都有评判标准，我们无法把控每位观众的看法。

　　现在网络让很多不认同的声音放大了，创作者很难把控舆论，现在舆论环境会更敏感，所以创作者要更多的考虑被拍摄者的利益。

　　创作团队对观众的反馈其实是非常在意且敏感的，这是无法回避和忽视的，即使行业里有这样一个原则也无法杜绝，有交流总是好的。如果有一些相对的理智的评论，或者说能用AI总结润色一下意见和评价，也能促进主创和观众的交流。当然，创作团队也要有一些顶住舆论的心态和动力。

　　作为新闻工作者被骂已经习惯了，建议欣然接受，但无端谩骂还是不要放在心上，要坚守本心不要扰。现在的社会观念变化导致了很多问题，譬如个体价值和集体价值是模糊、错乱的，所以我们只得认清现实，但不能受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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